辜鸿铭,清末民初一道别样的风景

来源:东方出版社官方号    时间:2023-06-19 19:11:04

辜鸿铭,清末民初一道别样的风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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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称“生在南洋,学在西洋,婚在东洋,仕在北洋”的辜鸿铭,是清末民初一道别样的风景。在北大讲坛上,他头戴瓜皮小帽,身着长袍马褂,特别是他脑后的灰白小辫,在民国提倡剪辫的中国社会里显得格格不入。他学贯中西, 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、马来亚等9种语言,拥有十三个博士头衔,他是中国近代“精通西洋科学、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”。又因为他独爱三寸金莲,提倡一夫多妻的所谓 “茶壶理论”而被称为“清末怪杰”。

辜鸿铭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他来自南洋,1857年7月18日在马来西亚槟城州出生,因此只能算是华裔。辜鸿铭的祖辈从福建漂泊到南洋,凭借自己的努力,逐步创下一份家业,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。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,操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,能讲英语、马来语。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,讲英语和葡萄牙语。当时的橡胶园主、英国牧师布朗先生非常喜欢辜鸿铭,认为他聪明懂事,便将他收为义子。布朗先生自幼就让辜鸿铭接触和阅读莎士比亚、培根等人的作品,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,而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,对他的浸润则有些不足。


(相关资料图)

中年辜鸿铭

1867年,布朗夫妇因故要离开马来西亚回到英国,在征求辜鸿铭和他父母的意见后,将他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——英国生活。临行前,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:“不论你走到哪里,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,德国人还是法国人,都不要忘了,你是中国人。”到欧洲后,辜鸿铭开始了他的14年的求学生涯,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努力,他很快就掌握了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拉丁文、希腊文,并且还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,并得到校长、著名作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,后获得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位。在这14年的留学生活中,辜鸿铭逐渐由一个富有天赋的少年,成长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。

晚年辜鸿铭

尽管辜鸿铭接受了系统的西学教育,但他确没有像当时的一些文化名流一样崇洋,反而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,竭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张目。虽然辜鸿铭不推崇西学,但一直到1881年以前,辜鸿铭并未与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系统的接触。1881年,辜鸿铭在新加坡遇到中国大学者马建忠(著名学者,学贯中西,不仅旧学基础扎实,还精通英法语文及希腊、拉丁文字),两人一见如故并于其倾谈三日,这使辜鸿铭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,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,学习中国文化并准备回到与他从未谋面的中国。在此期间,辜鸿铭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、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。1885年,辜鸿铭前往中国,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“洋文案”(即外文秘书)。张之洞实施新政、编练新军,也很重视高等教育。辜鸿铭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,主要职责是“通译”,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,一边精研国学,自号“汉滨读易者”。张之洞对辜鸿铭很看重,认为他“经纶满腹,确是杰出人才”,始终“礼遇不少衰”。

泰戈尔(前排坐者左)访华期间的合影,前排坐者右为辜鸿铭

辜鸿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,将《论语》《中庸》译成英文,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,后来他又翻译了《大学》,将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欧洲,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最著名的代言人。由于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华文化输出工作,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,成果斐然,被“圣雄”甘地称为“最尊贵的中国人”。当时西方流传着一句话: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,但不可不看辜鸿铭。辜鸿铭曾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(今天的华风宾馆)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”(《中国人的精神》,辜鸿铭自译为《春秋大义》),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,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。在当时,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,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两元,而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,还往往是一票难求。1913年,辜鸿铭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,辜鸿铭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人。

《中国人的精神》英译本,辜鸿铭自译为《春秋大义》

虽然辜鸿铭很受外国人的尊崇,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,新文化运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,辜鸿铭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,自然不被人理解,甚至被人视为另类,顽固不化的老东西。1917年,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,改革北京大学,并提出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宗旨。他聘请了辜鸿铭作为北京大学的英语系教授,有人表示反对,因为辜鸿铭政治上是一个保皇派。但蔡元培认为,他聘请辜鸿铭,是因为他是一名学者、智者和贤者,绝不是一个物议沸腾的怪物,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。辜鸿铭上课时,北大的学生看着他脑后的辫子嘲笑他,他反唇相讥:“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,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。”学生闻听此言,立刻沉寂下来。据他的日本友人回忆,“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,若有人问及此事,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:‘这是我的护照’。” 

生逢乱世,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,推倒一世雄杰,骂遍天下强梁,他性喜臧否人物,出语尖酸刻薄,不肯假贷,不留情面,“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,只有烈酒般的讽刺”。慈禧太后过生日,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。这位人称“老佛爷”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,还号称“谁让我今天不高兴,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。”但辜鸿铭就敢让她不高兴。1902年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,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“爱国歌”助兴。辜鸿铭当时感叹:“满街都唱‘爱国歌’,未闻有唱‘爱民歌’者。”于是当场做歌道:“天子万年,百姓花钱;万寿无疆,百姓遭殃。”满座面如土色,他却言笑自若。袁世凯曾大言不惭的和人透露,说他办实事,不需要才学衬托。辜鸿铭听闻此事,便骂他不学无术,说这世上刨除倒夜壶之职,无不需学问者,随后就是经典的"贱种"“儿子”赠予袁世凯。这还没完,袁世凯死后,政府要求举国哀悼三天,可辜鸿铭偏偏不干,反而聘请了戏台班子,在家中敲锣打鼓唱了三天以兹庆祝。 

辜鸿铭手迹

当然,辜鸿铭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,他从来不做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之事。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,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,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,凡国立大学教授,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,都有选举权。于是,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。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,辜鸿铭毫不客气,开价五百元,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。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。辜鸿铭说优惠一点,降至四百,少一毛钱不行,必须先付现金,不收支票。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,辜鸿铭就大吼一声,叫他滚出去。到了选举的前一天,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,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。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,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,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,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“一枝花”身上。直到两天后,他才尽兴而归。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,他赶到辜鸿铭的家门口,大骂辜鸿铭轻诺寡信。辜鸿铭二话不说,顺手拿起一根粗木棍,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,厉声斥责道:“你瞎了眼睛,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!你也配讲信义!你给我滚出去!从今以后,不要再上我这里来!”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,只好抱头鼠窜,逃之夭夭。

晚年辜鸿铭(右一)

周作人在《北大感旧录》中描写辜鸿铭“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,头上一撮黄头毛,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,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,上戴瓜皮小帽;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,就是在前清时代,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,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。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,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,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,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,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,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,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。”

1928年3月,辜鸿铭突然发高烧,各种治疗均告无效,身体日渐衰微,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,终年72岁。两位爱女为他穿上了崭新的清朝官服,把他那发白的辫子夹杂着红丝线细细编好,盖上棺木葬于北京。辜鸿铭去世后,溥仪派专人致祭,赐以唐公。吴宓在《大公报》发表的悼文中说: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,今日吾国人中,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,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,盖无有如辜鸿铭氏。自诸多西人观之,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,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。

《觉醒年代》毕彦君饰演辜鸿铭

辜鸿铭生前是有着深入骨髓的悲哀。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里有一句名言: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。辜鸿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他来就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下葬,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的道路上,尽力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丝颜面。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者,当时的人并未充分认识和理解到他的价值,然而在今天,我们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,认识辜鸿铭以及他的著作和思想,对于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,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“走出去”,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。

-完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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